陶满成:当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着力点

陶满成:当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着力点

时间:2020-03-23 20:08 作者:admin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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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 受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给经济造成的损失和之前国内信贷紧缩、国外贸易局势紧张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大量现实问题和风险挑战。在此背景下,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全面做好“六稳”工作就具有更加突出的现实意义。应该从抓减负、促生产,抓发展、促就业,抓金融、促实体,抓绿色、促线上,抓投资、促消费,抓双边、促多边等方面入手,着力稳定经济形势、推进经济工作不断向好。

   关键词: 经济 高质量发展 着力点

  当下,中国经济还处于从高速到高质量增长的转型阶段,经济增速放缓的趋势还将持续一段时间。2019年年初,受国内信贷紧缩和国外贸易局势紧张影响,以及受企业的高杠杆率、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外需不振继续抑制短期增长态势等不利因素制约,中国经济逐步降速。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签署后,中国出口商的利润开始反弹,劳动力市场也开始企稳。2019年出台的一系列稳增长政策旨在为结构性改革制造更好的环境,“去杠杆”逐步调整为“加杠杆”,财政刺激力度加大。中美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中国2020年增速预测由2019年10月份的预测上调0.2个百分点至6%。

  新冠肺炎疫情给2020年初经济造成很大损失,构成了严峻挑战。2020年1月开始,针对武汉疫情,全国相当一部分地区实行了严格的管控措施,延长春节假期,交通管制,旅游景点、饭店餐厅、文化娱乐等场所停止营业,住宿餐饮、文化旅游、物流运输以及批发零售等行业受到较大冲击,短期内对经济造成了很大损失。2020年1月30日晚,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日内瓦召开紧急会议后确定将中国正在爆发的新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定义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1】。这对中国外贸货物出口、海运物流和对外交流将带来极其严重的巨大影响。外资利用和旅游业也将受到巨大打击,美国、澳大利亚、德国、英国等国都纷纷暂停了2月初与中国主要大城市的航班。受疫情检疫和中国假期延长的影响,必然导致远洋货物减少、集装箱船延误等,进而使经济活跃度受到抑制。这种情况在客观上迎合了美国的“脱钩”设想。评级机构标普做出估计,如果诸如服务业等领域的消费下降10%,那么中国的GDP增幅将会下跌1.2%。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于全球经济也造成了巨大影响,旅游娱乐业、全球运输业、奢侈品行业、制造业产业链、银行和保险业、能源和大宗商品都受到了很大影响。

  2019年12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分析研究2020年经济工作,强调全面做好“六稳”工作。“六稳”,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做好“六稳”工作对于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具有重要意义。当前,中美贸易斗争形势还不十分明朗,再叠加这次疫情给经济造成的损失、构成的严峻挑战,本不乐观的中国经济又增加了更多的困难和不确定性,保持经济稳定就具有更加突出的现实意义。

   一、抓减负,促生产

  当前阶段除了疫情影响之外,尽管各地采取了一些临时性减免的措施、对于复工复产起到了较好的效果,但税费相对过重仍然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我国税收征管能力不断增强,财政收入在较长时期内快于GDP增长速度,企业税费较重的现状没有根本改善。伴随着人口红利降低和劳动力成本上升,企业的相对负担不断加重。此次冠状病毒疫情造成的危害更是火上浇油,很多小微企业面临很大的生存压力。面对疫情和中美经贸斗争造成的危害和全面对外开放的新形势,国有企业如何保持国民经济的主力军地位,私营企业如何进入良性发展轨道和外资企业公平竞争,如何在确保中国经济主权的同时进入良性互动,这些势必对各企业主体和我国政府带来新的更大挑战。

   (一)要促进企业可持续良性发展

  经济的竞争在一定的意义上就是企业之间的竞争。要切实解决企业税负过高的问题,加大制度层面减税降费力度,提升企业生存和发展能力。国有企业要逐步摆脱垄断和政策依赖,通过提高竞争能力做大做强。针对当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中小企业产生的影响,更要在财力、资金、劳动力政策等方面对中小私营企业给予必要的支持,逐步改变强制关闭工厂、切断城市交通以及实施旅行限制的措施,帮助它们解决困难,获得原材料和从事生产工作的员工,渡过难关,坚决避免因企业停产、倒闭而引发失业率大幅上升及其引起的社会稳定问题。要处理好经济利益和疫情防控之间的平衡关系,在复工的过程中也不能太操之过急,要积极推动,但也要履行必要的审查过程,防止因为过快大规模复工而导致疫情恶化;要避免厂房和办公室人员过度密集,可以推广远程办公,实施比较灵活的工作排班制度。

   (二)税费应该控制在合理区间

  企业是经济发展的根本依托。在当前临时性减免政策(减免税负和临时费用)下度过难关的基础上,要根据不同企业的发展阶段和实际类型,以及主要国际竞争对手的实际负担和国际产业链的分工情况,客观评价和认定企业在税费等方面的实际承受能力。企业承担税费的合理区间,应该主要考虑,企业在必要分配之后,能够进行新一轮的业务运行,在国际上应与主要目标国家和主要行业竞争对手保持大致对应。税费的核定要经过严格的法定程序,总和不能超过企业的实际承受能力,建议全国人大制订统一的“企业税费法”,来进一步规范税费的核定和征收。

   (三)要努力维护供应链稳定

  新冠疫情成为了全球产业链的重要威胁。中国主导着全球制造业供应链,作为制造业大国和主要产品的供应国的地位要确保维持,要防止中美经贸斗争、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叠加此次冠状病毒疫情使得主要经济体、市场和企业重新评估其供应链,并在中国境外寻找和实现相同产品替代。中国在电子产品供应链条中的地位要尤其关注,苹果(中国是苹果系列产品的主要制造基地,也是苹果需要的重要消费市场)、三星、小米、现代、伊莱克斯等大型企业的动态值得关注。疫情期间要努力稳定全球产业基本格局,在不得不分散供应链来避免过度集中带来的风险的情况下,要防止外资大规模撤离和大规模产能向境外转移。抗疫过程中,要努力发挥中国强大的产能优势,迅速、高质量转产来扩大中国制造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扩大市场份额,提升产业链上的位置。疫情过后要发挥中国劳动力质量高数量大、产业链布局最完备和拥有庞大市场的优势,努力提升中国在全球产业基本格局中的地位。

   二、抓发展,促就业

  发展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必须处理好发展和就业的关系。要努力将经济发展和稳就业较好结合起来,在发展中更好地解决就业问题。

   (一)促进制造业可持续发展

  在艰难的2019年之后,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显然处于升势,这有助于就业市场恢复。2019年12月后,中国电脑和电子产品制造业投资加速增长,使得2019年全年增幅达到16.8%。整体制造业和民营企业投资双双回升。长期低迷的汽车业也出现了2018年6月以来的最快增长。但是新冠疫情的爆发对于这种上升的势头产生了很大的负面作用。在当前促进全面复工复产的背景下,我们要抓住制造业这个经济的牛鼻子,努力解决问题守住向好势头,降低贷款利息,进一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升企业活力,全力促进制造业的良性发展、可持续发展,以此带动整体经济的良性发展。

   (二)切实提高就业水平

  要出台更多鼓励就业创业的措施,重点解决好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返乡人员等重点人群的就业问题。要结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精准扶贫要求,对就业困难人员及时提供就业指导和技能培训,确保他们就业有门路、生活有保障。就业是经济的压舱石,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定心丸。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把解决人民群众就业问题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创造更多就业岗位。要努力同时实现就业率的提升和失业率的下降。逐步实现发展和就业的良性互动,在发展促进就业,在发展中促进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三、抓金融,促实体

  我国金融业已形成了覆盖银行、证券、保险、基金、期货等领域,种类齐全、竞争充分的金融机构体系。中国广义货币发行量(M2)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2017年底达到210%,高居全球第三,仅次于黎巴嫩和日本,之后也居高不下。至2019年11月,中国银行总资产达到285万亿元,大致相当于GDP的3倍;而日本约为1.6倍,德国约为1倍,英国约为1.3倍,美国则约为0.6倍。显然,中国金融业与支撑金融业的实体经济相比占据着明显的优势地位。金融业不断做大做强的同时,实体经济增长却呈现下行趋势。金融业大幅扩张,经济脱实向虚,迫切需要处理好金融业高质量发展和服务实体经济的关系。金融业要追求高质量发展,而不是谋求过大体量;要服务于实体经济,而不是过分吸收实体经济“血液”。

   (一)促进金融业高质量发展,逐步回归服务实体经济属性

  金融要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提升服务效率和水平,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当前阶段,要采取适度降低中期借贷便利(MLF)等措施,全力支持小微企业渡过难关,全力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充分发挥中国制造业体系的优势,不端完善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和价值链的配套服务能力和上下游连接关系。

  中国的GDP增速与前一年的社会融资存在密切关系。中国2019年的经济放缓与前一年度的降杠杆措施密切相关。2019年中国从此前的去杠杆转向促增长的措施,定会在2020年见到效果。要用好公开市场业务、存款准备金、中央银行贷款、利率政策、常备借贷便利等货币政策主要工具,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要在创新中逐步实现“最优金融结构”

  积极构建适合支持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最优金融结构”,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推动金融机构更好服务创新活动和中小企业。要完善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产品体系,着力发展金融科技。要坚持质量优先,引导金融业发展同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促进融资便利化,降低实体经济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保障风险可控。提供良好的金融环境与基础设施,落实竞争中性、推进利率市场化和建设良好的信用体系。

  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明确金融需要什么样的创新以及怎样创新。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落实从严监管理念。构建适应金融创新的监管体制,平衡创新与稳定之间的关系。适应金融创新跨行业、跨区域、新技术的业务特征,加强监管协调、功能监管与科技监管。充分发挥科创板的试验田作用,坚守科创板定位,稳步实施注册制,优化审核与注册衔接机制。大力推动上市公司提高质量,切实把好入口和出口两道关,优化增量、调整存量。补齐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短板,推进创业板改革,加快新三板改革,选择若干区域性股权市场开展制度和业务创新试点;推进交易所市场债券和资产支持证券品种创新;大力发展私募股权投资,丰富期货期权产品。加快建设高质量投资银行,鼓励中小券商特色化精品化发展;推动公募机构大力发展权益类基金,压实中介机构责任。

  面对未来全球系统性金融风险挑战,我们不但要确保金融安全网资源充足,也要努力促成国际金融架构的代表性更加合理,更好反映世界经济现实格局。

   四、抓绿色,促线上

  当前,我国经济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困难仍然很大。长期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过分依靠生产要素投入,带来了能源消耗高、生态环境破坏、生产效率低下等多种问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当下的必然选择。但长期粗放型经济导致的可持续发展起点比较低、条件比较差,使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困难重重,一些省份的经济发展速度下滑比较厉害。

   (一)处理好发展和保护环境的关系

  坚持绿色发展理念不动摇,推行务实环保政策,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经过数十年的经济粗放式发展,大力推行环保政策,坚决贯彻绿色发展势在必行。中国已经在太阳能板、风电机、电池和电动汽车领域成为世界头号生产国、出口国和装机国,领先美国、德国和日本。中国拥有了15万项可再生能源专利,大约占全球总量的30%,超过美国的10万项、欧盟和日本的7.5万项。

  基于中国复杂的国情,要防止一刀切带来的负面效应,努力寻求一刀切和照顾地方实际情况的动态平衡。要顾及基层和企业的实际承受能力。要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防止朝令夕改。要遵循经济规律,注意政策前后运行顺序,防止出现政策前后不一致甚至产生矛盾冲突而造成重大损失。

   (二)处理好应对疫情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新冠疫情对于运输业和原材料行业的影响十分巨大。由于中国政府的强大组织能力,各种类型的企业主体都积极投入到了应对疫情的经济活动当中。如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富士康科技集团、比亚迪公司都已经承担起必要责任,开始生产口罩及必要物资。

  大力促进线上经济暨互联网经济的发展,此次新冠疫情对于新经济是一种倒逼式的发展时机。中国的互联网经济使得民众对于超市等实体店的依赖相较于一般发展中国家、甚至西方发达国家都要低很多,付款时使用电子支付也比较普遍。这对于抗击疫情是很有利的。

  要认识到此次冠状病毒疫情使得中国工业活动大幅减少,依托于中国或者通过产业链与中国联系在一起的全球产业面临供应链调整甚至中断的风险。世界十大集装箱港口中的7个位于中国沿海地区,新冠疫情使得中国港口的商船运输量大幅减少。中国大陆主要从韩国、日本和台湾地区进口中间产品,而中国出口主要中间产品的目的地是韩国、日本、印度和越南。美国和欧洲主要航空公司近期陆续宣布暂停往返中国大陆的货运和客运航班,英国航空公司、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印尼狮航和香港国泰航空等数家航空公司一度中断了与中国内地的所有航班。这切断了美国企业的供应通道,导致了原材料和零部件短缺的困境。而印度用于制造包括基本药物在内的各种药物的原材料严重依赖中国,中国是印度抗生素、维生素B1、B6、B12和E的主要供应国。韩国整车生产所需的很多关键零部件80%以上依赖从中国进口。应该探索完善将这些交易改变为线上交易的形式。

   五、抓投资,促消费

  我国投资的宏观经济效益逐步降低,但在逆周期调整中仍不可缺位。经过长期的投资引领,近年中国投资的宏观经济效益逐步下降。投资的边际效益在钢铁、煤炭等诸多产能过剩的经济领域下降已经非常明显。现实中,中国基础设施相对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全球都已处于领先地位。但是为了在下行区间拉动经济发展,同时也因为技术进步推动,或主动或被动批准了一批酝酿多年的大型投资项目。比如,在“八横八纵”铁路干线网基本建成基础上,批准了超前建设铁路“毛细血管”和高速通勤铁路。因此,新开启的基建投资主要集中在5G基站、养老设施等新领域。

  庞大的国内市场及其对应的庞大规模需求是中国经济稳步增长的最重要来源。当前,虽然面临储蓄率下降,居民消费升级能力不足,但是长期向好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2016年之前的房价大幅上涨使得中国居民储蓄率大幅降低。2019年中国人均GDP已经超过一万美元,但由于财富集中度偏高,工资在分配中占比较低,大部分民众人均可支配收入并不高。高额的房贷压力、过重的医疗和教育负担、尚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阻碍了普通民众的消费升级。尽管两年来,中国的汽车销量萎缩,但2019年中国的汽车消费市场规模仍然大于美国。中国也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手机用户。稳定、促进和提升消费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根本路径。

   (一)处理好投资和利用外资的关系

  1、要维持足够的资本来确保经济良性运转

  要通过调整投资结构和稳定投资规模为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稳定因子。科学评估财政收支状况、集体经济实力和群众承受能力,合理确定投资规模、筹资渠道、负债水平,合理设定阶段性目标任务和工作重点,形成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城市化2.0及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将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发力点,尤其是在打造智慧城市方面,未来十年软基建、数字信息基础设施的投资将逐年增加。要搞好顶层设计,统筹全国力量,力争到2030年打造五个平均人口达到1.2亿人口的高质量发展都市圈、城市群(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成渝)。当前,各地围绕新基建开始大展宏图。

   2、实现对外投资和利用外资的良好平衡

  要抓住全球疫情形势变化和中国疫情形势明显好转的窗口期,吸引更多优质外资来华投资兴业。要通过对外投资和利用外资的良好平衡来促进国际经济交流。中国致力于促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不断完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放宽外资市场准入,继续缩减负面清单,完善投资促进和保护、信息报告等制度,在更广领域扩大外资市场准入,增加商品和服务进口,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要针对阻碍各国经贸投资往来的难点和痛点,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国际经贸规则与体系的公正及良好运行,加强海外利益保护体系的建设,促进中国海外经济的良性运转。

   (二)处理好人口老龄化和消费层次合理提升的关系

  1、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促进消费结构合理提升

  在促进经济发展的要素角度,劳动人口和土地、资本一样成为推动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针对老龄化问题突出和人口结构失衡等问题,要进一步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20年1月17日发布的数据,尽管独生子女政策已经被取消,但人口出生率仍然连续三年下降,2019年跌至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最低水平。中国2019年出生人口为1465万,较2018年和2017年都有不小下降。中国人口出生率远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正面临着越来越快的老龄化速度,2030年60岁以上人口将占到四分之一,2050年将占到三分之一。

  要努力提升劳动人口,在借用外国高端劳动力的同时,更要在国内促进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提升。要调整与家庭生育直接相关的就业、住房、养育、教育、户籍等政策,逐步提高工资在分配中的比例,引导扭转年轻人结婚和生育意愿不高的现状,用政策激励手段达成家庭愿意生育、敢于生育、有能力生育的目的。

   2、稳房价、加工资,切实提升消费能力

  如果房价继续上涨,民众要投资房地产,就会压缩其他消费,实体经济必然受到伤害,进而可能引发因大量失业而出现的断供现象,乃至房地产泡沫被强行挤破。用底线思维观察,房地产泡沫继续扩大对实体经济的严重伤害,其连锁反应和多因叠加而引发经济危机的风险不可不防;而房价下跌幅度过大引发大规模抛售,踩破房产泡沫引爆明基斯科【2】时刻同样值得警觉。应对房地产泡沫的问题,稳定房价是唯一选项。增加工资,让房子实际贬值,用“慢放气”和“稳步填实”的方式逐步化解房地产泡沫风险。坚持“房住不炒”的原则,逐步将地租自然升值部分通过制度途径收归国家所有,达到最终用于国家公共支出的结果。只有稳定住房价的同时,工资福利等收入不断上升,解决好消费能力的供给侧问题,广大民众的消费能力才能够不断提升。

   3、促进消费合理提升,取得积累和消费的较好平衡

  消费是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消费扩大和升级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入高收入国家的重要依托。要进一步提升民众收入水平,完善社会福利政策,切实促进民众消费能力提升。当前,中国正处在汽车、住房、电脑、通讯信息和文化产品等为主要内容的发展享受型消费升级、也称为第三次消费升级的关键时期,供给侧结构改革为更好地实现消费合理提升提供了政策支撑。

  实现我国消费合理提升的主要入手点应主要包括:一是稳步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社会发展水平,引领消费者的消费心理,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努力构造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二是正确引领投资、储蓄与消费的关系,进一步优化信息消费环境,加强对消费品生产、流通、销售、服务等各个环节的质量监测,促进消费信贷的快速发展。三是扎实推进供给侧改革,实现供给和消费的均衡发展,努力优化商品和服务供给结构。四是制定和执行好消费调控政策,努力达到消费合理提升、消费拉动经济、消费和经济良性互动。

   六、抓双边,促多边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出口一直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动力。特朗普上台后,美国于2018年发起了对中国的贸易战,向中国加征巨额关税。至2019年12月15日,中美两国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形势稍有缓解。但2020年美国经济增速放缓的概率较大,主要原因是前期财政刺激的正面效果逐步减退;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对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临近大选,美国国内政治将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美国本轮经济上涨周期已经接近尾声,下一轮经济衰退只是时间问题;世界经济尚处于疲弱阶段。因此,美国打压中国的决心和态势都不会变弱,中美经贸斗争形势不容过分乐观,加上因为新冠疫情原因多国对中国采取了限制措施,中国出口面临更多更复杂挑战。出口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将进一步下降。

   (一)加强美国问题研究,以追求实效态度有效应对

  美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外部因素。美国作为二战后一直稳坐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超级大国感受到了来自中国前所未有的威胁。美中对立更多来源于美国日益加深的危机感。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迫近美国的70%。美方认为中国通过政府补贴扶持本国企业、通过银行低息贷款和政府投资发展高端科技产业。这些都加深了美国对中国的忧虑。

  要加强对美国相关法律规则的研究,应对中美金融权力不对称性局面。“实力和规则的不对等性,直接导致了中美两国金融权力的不对称性。美国的金融权力要远超中国,这也因此使得中美两国在金融外交中呈现出鲜明的强势与弱势的差异。总体而言,美国在绝大多数双边金融外交中具有攻击性,处于强势一方;而中国则处于以防守为主,是弱势一方。作为强势一方的美国,在多个金融议题上处于主动地位,能够对华提出利益诉求,并试图塑造中国的国际金融政策以及对美金融政策,以便实现金融外交的目标。”【3】美国金融市场的深厚度和流动性、美国金融机构的实力和美国的法治化运行,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压制中国获得货币支配地位的努力。

  要重点关注美国总统、美联储、美国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商务部、财政部和美国国会等个人和机构的涉华动态。如2018年秋,美国国会通过立法建立了投资600亿美元的国际开发金融公司(IDFC)来监管对发展中国家的战略投资,显然是主要针对中国不断增长的影响力;2019年8月6日,美国财政部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在2020年1月30日接受福克斯商业新闻采访时表示,中国爆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将有助于提升美国经济,认为这将加快工作机会重返北美的进度,有些会回到美国,有些可能被墨西哥得到。美国虽然与中国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是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大部分关税仍未取消,美国限制中国获得技术的决心也不会动摇。美国已经形成民主共和两党一致强硬对待中国的政策趋同局面,不同的只是手法和模式。我们要保持清醒,提前预判,把握主动,要尽量防止“脱钩”的两伤局面。

   (二)捍卫多边体系,谋求合作共赢

  支撑二战后全球经济增长的多边自由贸易体制遭到动摇。美国向着保护主义突进,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之间分歧较大。中国目前对世界GDP增长的贡献率已经从2000年的大约3%增加到将近三分之一。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00年中国仅占全球贸易的1.2%,2018年该比例达到了三分之一。

  中国作为负责的大国,必须引领捍卫世界贸易组织为主的多边贸易体系,共同构建适应时代变化的新的国际经济秩序。2019年12月10日,由于美国强硬阻挠新法官的遴选和任命,WTO上诉机构被迫停摆。WTO上诉机构有全球贸易“最高法庭”之称,是维护国际贸易法治最宝贵的工具,其为各成员在贸易纠纷中摆脱丛林法则威胁、公平上诉提供了机会。中国应在诸如力推WTO上诉机构恢复运转等问题上发挥更多建设性引领作用。

  要坚持以开放求发展,深化交流合作,坚持“拉手”而不是“松手”,坚持“拆墙”而不是“筑墙”。坚决反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不断削减贸易壁垒,推动全球价值链、供应链更加完善,共同培育市场需求。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创造条件进口更多国外有竞争力的优质农产品、制成品和服务,促进贸易平衡发展。

  要与时俱进,不断调整全面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加快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争取尽快达成协议。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深化人文交流,完善对外开放区域布局、对外贸易布局、投资布局,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以扩大开放带动创新、推动改革、促进发展。

  【 本文作者:陶满成,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博士后,北京大学国际组织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

   注释:

  1、 “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是指“通过疾病的国际传播构成对其他国家的公共卫生风险”,并可能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的“不同寻常”事件。世界卫生组织可根据《国际卫生条例(2005年)》第53条提出关于常规或定期采取适宜卫生措施的长期建议。缔约国可针对正发生的特定公共卫生危害对人员、行李、货物、集装箱、交通工具、物品和(或)邮包采取措施,其目的是为了防止或者减少疾病的国际传播和避免对国际交通的不必要干扰。具体的建议措施包括但是不限于以下意见:审查载货清单和航行路线;实行检查;审查离境或过境时采取消除感染或污染措施的证明;处理行李、货物、集装箱、交通工具、物品、邮包或骸骨以消除感染或污染源(包括病媒和宿主);实行隔离或检疫;如果现有的一切处理或操作方法均不成功,则在监控的情况下查封和销毁受感染或污染或者嫌疑的行李、货物、集装箱、交通工具、物品或邮包;不准离境或入境。

  2、 明基斯科时刻 是指美国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HymanMinsky)所描述的时刻,即资产价格崩溃的时刻。明斯基观点主要是经济长时期稳定可能导致债务增加、杠杆比率上升,进而从内部滋生爆发金融危机和陷入漫长去杠杆化周期的风险。

  3、宋国有著:《中美金融关系研究》,时事出版社,2013年6月第1版,第259页。

编辑:王镜榕 审核:王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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