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棒棒》:何为纪录片客观性

《最后的棒棒》:何为纪录片客观性

时间:2020-03-23 20:08 作者:admin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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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初见此片时,爱奇艺刚足百万的播放量不免令人失落。随着时间推移、口碑发酵以及该片电影版的全国公映,这部豆瓣评分最高分9.7分的国产纪录片,却在其电影版上映首日仅获票房16.1万,豆瓣评分截至目前仅为6.7分。至此,对于该片(剧版与影版)在拍摄制作、结构设计、价值导向等方面所产生的争议已见端倪。

若将《最后的棒棒》单单定义为“纪录片”或许是片面的,我们可从符号学的伴随文本理论视域出发对此加以理解。电影文本是典型的符号文本之一,在该片中,导演何苦本身又成为了其中艺术文本符号之一,进而主观上对伴随文本产生了影响。

在创新影像文本以及伴随文本,协调平衡各式伴随文本因素的作用下,给这一纪录片增添了些许“真人秀”的意蕴。因此,除去本片主题所揭示的深层次社会生活观念外,最大的亮点和槽点也均在于此,即是否恰如其分的将影像文本之“真”与深层伴随文本之“秀”所带来的讲述形式与表现手法上的创新与冲突进行了调合。

“除夕晚上,河南找我借钱买过年食物,我没有拒绝的理由,就给了他300。初四、初五,他连续睡了两天没有出屋。 ”-----《最后的棒棒》(剧版)

“老黄上午去市场买了一块猪肉,邀我共进晚餐。虽然已经连续吃了两天老干妈拌米饭,内心对猪肉充满了渴望和向往,但我依然婉言谢绝了老黄的盛情。”-----《最后的棒棒》(剧版)

“偷袭得手,老黄很兴奋,他说,前几天去巷子里守着,其实就是要让巡夜人员晚上睡不好觉,连续四五天他们的身体肯定疲劳,思想也一定会放松,加上今天下雨所以就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了。”-----《最后的棒棒》(剧版)

以上三段旁白, 均出自于导演何苦在已经介入片中棒棒群体中的某一生活事件并产生“干预”效果后。倘若将导演从中抽离出来,便呈现为如下场景:

“除夕晚上,河南……”

“老黄上午去市场买了一块猪肉,……”

“偷袭得手,老黄很兴奋,他说,前几天去巷子里守着,其实就是要让巡夜人员晚上睡不好觉,连续四五天他们的身体肯定疲劳,思想也一定会放松,加上今天下雨所以就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了。……”

有没有发现,我们无法在立体化地感受到由河南的“嗜赌成性”、老黄和老甘的“不讲卫生”以及老杭的“仗义相助”等等 这些可深入揭示人物心理活动和个体面貌的细节元素所构成的饱满的人物形象。 也就是说,该片中导演作为文本符号之一,当其在场时,意义便被掩盖;而其一旦退场,意义也便被凸显出来。

可见, 当导演与棒棒群体在同一语境下建构起生活关联和利益关联以后,各人物角色鲜明的棱角才得以更加清晰地跃然于荧幕之上 ,而对于导演何苦在剧中对事件脉络所起的部分主导作用也印证了他下文中采访所谈。

那么,难道人物形象的刻画必须是要以导演的直接介入剧中才得以实现的吗?理论意义而言,答案当然不是,但倘若我们重新审视一下导演摄制该片的社会生活背景和主观愿景,可能会更加全面的理解这种处理方式。

“我不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我只是一个有力气的导演。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多流一点汗水,多一些与他们之间的交流,对于半路出家的我来说,最好的方法一定是要通过这样一种“笨鸟先飞”的方式来达到我的拍摄目的。” 这是导演何苦在《最后的棒棒》电影版公映后接受采访时说的一段话。

事实上,这严格来讲并不叫某种体验或是直接干预,是他必须这么做。

1993年12月,18岁的何苦参军入伍,服役于吉林某红军团从事电视宣传工作。2007年,从吉林调回重庆警备区,期间,由他牵头策划制作的全民国防教育栏目《巴渝子弟兵》在重庆电视台开播,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此后,于2014年8月递交专业报告,回到地方。他是一个离开这个市场、社会整整20年的老兵,这个世界变化太大了,大到以至于让他在转业后几乎毫无发言权去讲述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变迁。他只知道部队的发展和变化,当他回到地方时,其实是很陌生的。那么从这一起点进入棒棒行业,其所得的每一点认识相对来说是较为客观的和深刻的,因此能更好地抓住故事。

所以在这种方式的进行下,既能保证他拥有客观的发言权(如何评价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和这群棒棒),同时又有内心的一种更为深刻的体会,那么在摄制或表述时就更为得心应手。

而在随后面对记者提出的‘纪录片的客观性’问题上,导演何苦坦言道:“片子还没推出时没人知道我这样做,最起码媒体的人都不知道我在用这种方式做这样一个作品。

作品完成之后,第一时间也没有找专家学者去把关,因为我知道拍一部片子一定是要拍给最普通的观众看。当时我让一个女编辑先剪了40分钟的样片给她家人看征求意见,家人如果说好看,就继续按这个方式进行下去,家人若觉得不好看,再考虑需不需要调整。

她家人看完后说可以啊挺好看啊,还有没有后续的故事,表达出了一种期待,所以后来就继续按照这种叙述方式往下走。同时,也恰恰有可能是无知者无畏,因为我没有在课堂上学到好多专业知识,没有那些条条框框去约束我就是一种随心所欲的创作,时时刻刻是站在观众的角度在思考,也没有考虑过这个片子要去获奖啊之类,只是想拍给老百姓看。”

另外,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是,近年来随着《我在故宫修文物》、《人生一串》和《历史那些事》等网生新派纪录片的兴起, 关于纪录片客观性问题的讨论研究也在逐渐失语。

例如,前段时间开播的《历史那些事2》采取“纪录片+小剧场”的模式,在小剧场环节通过影视、综艺、访谈等多种形式呈现故事。

其中,凯撒大帝与东汉王莽进行了说唱battle,李清照开起了吐槽大会,辛弃疾剧场致敬了王家卫风格。

《最后的棒棒》(剧版)摄于2014年,上线于2016年,如若以现阶段下的纪录片创新发展的轨迹来看,那么试问究竟“何为客观性,客观性何为”

综上, 导演将这种对现实世界的主观建构的作者性作为某种客观存在 ,在该片中放大,但并不显做作, 反而更加鲜活的让我们看到了导演对于现代生活与个体存在的思考轨迹,且充分与观众的现实理解形成高度交流。 因此,我们应将这些方面统合起来,以进一步理解导演在该片中所具的意义,而非仅为强调“客观性”而匆匆掠过。